红军的西去，终归是让安毅暂时放下了一大心事，能避免与红军同室操戈，不但是安毅的愿望，也是安家军将士们的共同心愿。安家军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与红军的**教育有很多共通之处，而且两边的将士大都是穷苦人出身，安家军固然对民众是秋毫无犯，红军也是军纪严明，从来不欺负老百姓，加之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仇恨，能避免冲突还是避免为好。
不过安毅最该感谢的还是在川北战场大发神威的胡宗南，正是胡宗南率领中央军第一师三个旅击败了师兄徐向前两个军的主力，高速插进战场纵深，迫使伤亡惨重的川陕红军不得不北撤陕西，彻底断绝了中央红军与川陕红军、贺龙红军会师于川北、川东的计划。北有重兵堵截、后有数十万追兵的中央红军眼见着北上无望，不得不果断调头西进，渡过赤水河，直插兵力空虚的滇东威信一线保存实力，安家军也因此能避免在川黔一线与红军全线作战的压力。
中央军和中央党部特派小组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彻底控制住了贵州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安抚和分化了贵州本地势力，于是又振作精神，恢复了对中央红军轰轰烈烈的追剿。
二月初，蒋介石正式任命湖南省主席何健为剿总司令部第一路军总司令，指挥刘建绪、李觉、李云杰等四个纵队共八个师，彻底围剿湘鄂边境的贺龙红军；任命云南省主席朱培德为第二路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薛岳兵团和滇军卢汉纵队共十二个师，追剿和围堵中央红军。
薛岳走马就任前敌总指挥，率领本部八个师，对西去的红军展开追击，前锋周浑元纵队于二月十八日抵达黔西北重地毕节县城，与黔西警备部队急商对敌之策，其余纵队先后收复了黔北各县镇。
在华北虎视眈眈的日寇眼看着中国最大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覆灭在即，蒋介石又以迅雷之势拿下了贵州、四川大部分地区，兵锋直指云南，预计中国很快就能结束内战，到时候腾出手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就能团结一心，一致对外，对日军逐步染指和侵吞中国北方地区、进而占领全中国的长远战略计划形成巨大威胁，于是立即撕下伪善的面具，加大了军事挑衅力度。
日寇公然出兵，大肆侵占热河、察哈尔等我国固有领土，并指使伪满军队，向服从南京政府领导的蒙古各部发起武装进攻，同时拉拢分化中国北方各地方军阀势力，频繁地向南京中央政府提出各种无理要求，并利用特务和汉奸，在华北、华东等地阴谋制造各种对抗事件，于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肆无忌惮地撞沉中国商船渔船，勾结华北各地方政府和军队中的败类，大肆逮捕华北各界抗日反日领袖，然后利用其军队武装走私和掠夺白银，并组织汉奸非法盗抢中国文物，种种卑劣手段罄竹难书。
中央政府中的亲日派领袖黄郛一步步妥协退让，不断地出卖国家权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何应钦、官当得越大胆子越小的宋哲元、严遵阎锡山的旨意采取观望态度的商震等人，面对气势汹汹的日寇挑衅，一时间手足无措，一再隐忍之下致使日寇的气焰更为嚣张，日军随后再次增兵天津，发出战争的叫嚣，黄郛等人却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同意了日寇一个又一个无理要求。
到了二月底，事情终于引发波及全局的巨大危机：日军对南京中央政府顺应日本要求，灰溜溜撤销驻北平的党部办事处、蒋孝先的宪兵团、军事委员会分会等关键机构之后还不满意，直接要求东北军滞留于华北的于学忠一个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全部退出平津等地，日本要与亲善的华北民众一起，建立“华北自治政治”，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初步实现“大东亚共荣”。
日军一系列肆无忌惮的野蛮行动，逼迫得南京政府和蒋介石顾此失彼，同时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庞大野心再也没有半点儿改变的可能，中日大战已经迫在眉睫。
随着国民政府的步步妥协，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发生急剧动荡，全国各大城市的街头巷尾，全都是出离愤怒的学生和不愿做亡国奴的民众，工农业生产受到巨大影响，国家税收直线下降，刑事案件层出不穷……更为要命的是，日寇明目张胆地用军票、代金券等廉价货币，从中国募集白银，绕过南京政府对白银出口征收的高额出口税和平衡税，利用其军队武装押运出境，从中谋取暴利，严重地损害了蒋介石政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金融改革。从三三年开始的币制改革，原本是凝聚国力统一国家、扶持经济稳定全局的重要基础举措，但是在白银涨价和日本政府疯狂掠夺的双重破坏中，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艘小船，随时面临覆没的危险。
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蒋介石对自私自利、貌合神离的华北各军将领深感失望，不过令他无比庆幸是，当初他采纳了杨永泰、陈立夫等人的意见，把虎将胡家林的第十七军留驻华北，在这纷乱繁复的局面下，让他犹如吃了颗定心丸般安稳。
出自安家军、同时也是蒋介石学生（胡家林二八年于中央军校将官班进修，蒋介石任校长）兼黄埔军校老部下（马术教官）的胡家林不负众望，率领四个超强的主力师，死死地钉在冀中和冀南的土地上，五万余装备精良身经百战的将士，对各路汉奸势力和摇摇摆摆的华北各军，产生巨大的震慑力，也让日寇无比的忌惮，恨得咬牙切齿。